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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建筑与文化】中山纪念堂:一座中国固有式建筑的重读与解析

南方建筑 2019-05-31 03:20:42

中山纪念堂:一座中国固有式建筑的重读与解析

《南方建筑》2016年第5期


作者 刘丹枫1 程建军2

作者简介 1硕士研究生; 2教授;1&2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亚热带建筑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摘要 文章选取广州中山纪念堂作为中国固有式建筑的研究代表,根据收集到的建筑图纸和相关文献资料对建筑作品进行解析。通过对纪念堂平面原型和立面构图的探究与重读,试图揭示学成归国的吕彦直在建筑思想、观念和方法上有着怎样的渊源,又如何将建筑设计与民族复兴的使命相结合?同时,对比了从1927年到1930年总平面图纸的变化,衍生出建筑群到建筑体的转变。

关键词 中国固有式;中山纪念堂;吕彦直;平面原型;立面构图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岭南古建筑技术及其源流研究,项目编号:51278196;亚热带建筑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课题:岭南传统建筑营建规划设计法与营造技术系统研究(持续支助),项目编号:2014ZA05。


1 纪念堂缘起

  自1925年中国民主革命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后,举国哀痛,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国父,全国各地掀起了以“堂”1)纪念孙中山及其伟大精神的营建活动(表1)。回顾中国的建筑历史,在此之前,人们都以寺庙、祠堂、陵墓等作为传统乃至封建意义上生者对死者的纪念与奉献。如果把传经布道当作一种教育宣讲的话,寺庙尚且可以认为是中国存在的某种意义上的宣讲空间,而祠堂和陵墓则纯粹是祭祀形式的存在,当然在这其中不排除氏族等宗祠的集会功能。联系当时国民热衷于模仿和学习西方的社会背景,“纪念堂”一词可以被视为一种西方民主纪念建筑的概念引入,并且中山纪念堂在纪念的意义上,还体现了一种新的认识,即不再仅仅是一个供民众瞻仰伟人的场所,而是一座会堂,用于集会、演讲和教育民众[1]。


2 吕彦直与中国固有式建筑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固有式”近代建筑复古2),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国家民族意识的觉醒和第一代中国建筑师3)的成长[2],其中吕彦直就是第一批建筑师中的杰出代表(图1)。那么何为“中国固有式”建筑呢?实际上这一概念的雏形并非由中国国民提出,最初的建筑形式也并非由中国建筑师设计和创造。“中国式”由洋教士创造,是一种力图通过模仿中国古典建筑或民居式样、并应用于中国境内的中西混合的教会建筑[3]。这种煞费苦心的模仿拟在通过找寻建筑形式上中国化的认同感,削弱国人的抵制情绪,以此来达到更好的传教目的,从而从长远计划上实行对中国文化上的侵略和殖民,其中外国建筑师茂飞4)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在中国开设事务所,尝试着将中国清代官式建筑的语言转化为建筑设计项目的实践工作,并总结出中国传统建筑包括的三个要素:“以紫禁城的明清宫殿(约1421~1894)为范例的空间序列;以紫禁城宫殿或其他中国建筑类型(如塔)相关的建筑形式;以及诸如斗栱、飞檐和彩画等形式的结构或装饰性特点”[4、5]。


  图1 建筑师吕彦直与中山纪念堂


  1929年国民政府在制定的《首都计划》5)中正式提出“中国固有式”建筑的概念。具体而言,“中国固有式”建筑是指“运用(至少是部分运用)西方建筑技术手段,同时又具有中国古代官式建筑的某些形式特征(如“大屋顶”、仿木构柱、梁以及斗栱、彩画等)与视觉效果的中国近代建筑”[6](图2)。



3 从建筑群到建筑体

  南京中山陵(图3)设计方案的中标,使吕彦直第一次正式登上建筑师的舞台大展拳脚。“中山陵虽西式成分较重,实为近代国人设计以古代式样应用于新建筑之嚆矢, 适足于象征我民族复兴之始也。”[7]对于中山陵的设计在此不做展开式的介绍和解读,只意图以中山陵为引子,进而讨论之后中山纪念堂的设计。虽然吕彦直不仅仅设计了纪念堂主体建筑(图4),还一并设计了中轴线上的南门楼(图5)以及越秀山上的纪念碑(图6)等建筑,但中山纪念堂最突出也最独特的成就在于它大跨度单体建筑的设计上。较之颜色淡雅的南京中山陵而言,广州中山陵在单体的营建上丰富了许多,而其主要历史价值体现在更多内容上,也更极力实现了“中国固有式”建筑的建造。


 图4 广州中山纪念堂主体建筑 


  1926年吕彦直参与中山纪念堂的设计投标,并在继南京中山陵之后再次赢得大型中山纪念建筑的首奖。1927年,也就是负责设计的第一个年头,提交的总平面图呈现出以纪念堂为中心,前广场环绕式布局。正门两侧立有华表,沿华表设大台阶进入园区内,图中左右两侧对称各分布着三处外凸的空间,推测为类似放置石碑的纪念之处。左右两轴线于纪念堂中轴线处汇聚,重心凝聚在其后的庞大纪念堂单体上,并在纪念堂左右两侧设置旗杆(图7)。1928年修改后的方案图纸,仍然呈现建筑群围合式的布局,但在空间的设置上取消了1927年外凸疑似纪念意义的空间部分,改为左右两侧各设计一座小型单体建筑——纪念馆和演讲厅,并在两座建筑前放置喷水池。铜像、纪念堂也被纳入到了围合性的游廊里面,形成了一个围合封闭的空间群体系(图8)。之后1929年,也就是吕彦直不幸去世的这一年,方案的总平面设计依旧保持着1928年的布局形式,只是在之前的基础上将纪念堂整体进行了西移(图9)。无论是从时间上,还是从后来董大酉撰写的《广州中山纪念堂》一文6)所用的插图(图10)中可以推断出,1928年形成的总平面设计到1929年整体建筑西移的调整修改,便是吕彦直生前确定的最后一稿。另外彭长歆也曾在《纪念与继承——辛亥革命时代广州的纪念物、纪念建筑及空间产生》一文中指出:“吕彦直采用了将尺度巨大的纪念堂紧靠山体的做法,场地东、西、南三边采用柱廊围合;纪念堂位于场地的北端,前面留出宏达的广场,广场的中心为孙中山纪念雕像”[8] 。


图7 1927年纪念堂总平面图


  然而现在建成的纪念堂却不存在柱廊围合的这样一种建筑群体系空间,对照1930年绘制的总平面修正图(图11)可以找到答案。在修正图中去掉了柱廊围合形式,也取消了纪念馆和演讲厅单体建筑,将华表移至原喷泉处,其他没有变化,而这一稿的设计图纸基本上对应广州中山纪念堂现今的格局。柱廊的取消大大地削弱了园区的建筑组群感,究其缘由,可能是经济造价方面的问题,也可能是其他原因,由于没有发现具体的报道文献记载,世人也就无从而知了。但从1927年到1930年4年的时间跨度来看,吕彦直遗稿所希望营建的是像中山陵一样具有整体性的一组建筑群空间,而自他病逝之后,设计上的更改使得预期的建筑群转向了纪念堂单体建筑的营建,并点缀有门楼、华表等小品建筑。


图11 1930年的纪念堂总平面修正图


4 原型探究

  中山纪念堂竣工于1931年11月,历时将近3年。在完工的第二年,也就是1932年,中国工程师学会会刊《工程》7)上刊载了一篇关于中山纪念堂碑落成的报道, “以吕君拟作悉,本宋代宫殿建筑法式之成规,发扬东方固有之物质文明,表彰中国艺术之矞皇典丽,观瞻宏雅,朴而不华,参以新式工程,实开近代建筑学术之新纪录,得应首奖,由委员会聘为建筑师。”[9]整篇报道虽然幅面不多,报道的具体记者也不详,但从内容可以明显地看到,记叙人揭示出吕彦直设计中山纪念堂的本意为“模仿宋代宫殿”。另外,1982年林克明先生也曾撰文指出“纪念堂是以清代宫殿建筑的比例为蓝本,又有所改进,并能适当地注意功能上的要求。”[10]林克明从1929年开始一直担任纪念堂建委会顾问工程师,之后又主持参与了纪念堂的维修和改善工作。一个是有权威性的期刊报道,一个是多次参与其中的建筑师,虽然两者的说法都围绕仿“宫殿”形制一说,但“宋代”和“清代”两个年代的界定却让纪念堂建筑设计的原型差之千里。

  从近代的报道研究跨越到现代,在中山纪念堂的设计原型上又出现了新的观点。建筑学家赖德霖在其专著《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一书中提出,吕彦直在设计中山纪念堂时可能受到3件作品(图12~15)的直接启发。并且赖德霖还指出中山纪念堂采用了类似这几件作品的西方“希腊十字”平面,而且在立面的设计上采用“西译中”的翻译手法,“将西式的山花和柱式门廊改变成为中国式的重檐立柱门廊,又将鼓座之上西式的穹窿屋顶改变成为中式的八角攒尖顶,从而创造出了既具中国特色又足以表现孙中山个人地位和业绩的大空间公共建筑。”[5]除了建筑学者,一些其他领域学者也活跃在纪念堂的研究中,其中最突出的代表便是卢洁峰8)。她以对黄檀甫9)后人的采访为切入点,提出“吕彦直设计的广州中山纪念堂的堂体,是中国宝塔的变体。它具有中国宝塔形制的四大特征——平面为八角形的塔身;奇数的塔层;强调宗教意图的刹干;比喻诵经的风铎。”[11] 


图12 娄氏图书馆


图14 福建协和大学小礼堂


  结合这4种观点来看,在宫殿的朝代之争上,如果一定要讨论出较靠近纪念堂形制的一种的话,即使“宋代宫殿”之说有着所依托期刊平台的权威性,但当面对现今伫立在越秀山下的纪念堂实物时,想要挖掘宋代的遗风着实困难。先不论宋代遗留下来建筑屈指可数的可参照性,就算解析纪念堂的细节来看,它所采用的从斗栱等预制构件到彩画装饰都彰显着清代的范式。而宋代一说也只能从四面出抱厦这种形制上将其与河北省正定县隆兴寺摩尼殿10)相对比,除此之外,平面四出抱厦的形制是否考虑了古代明堂的形式原形也未可知(图16~19)。考虑到吕彦直的实践经历,他从茂飞那学习继承而来的也应该是以中国清代官式建筑语言为范式的定型化设计,而不是宋代宫殿。所以分析来看,林克明先生提出的“清代宫殿”不无道理。而赖德霖的观点则将中山纪念堂置于中国固有式建筑这个大背景来进行探讨,“翻译”的手法及其细节解析都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另外,他对于三个参考借鉴作品的引入与分析都符合吕彦直的经历背景。至于卢洁峰女士的“中国宝塔式”则在一定程度上有待商榷,宝塔的提出如果只是从八角攒尖顶和悬挂在屋角的风铎而定论实在有失偏颇。虽然不排除建筑师在设计过程中有将中国宝塔建筑的形象作为元素纳入到设计当中,但是宝塔不能单纯地作为建筑设计的唯一依据和原型。而且将中山纪念堂的设计简单地解析成“广州中山纪念堂的堂体建筑,其实就是在中国宝塔外壳内套一个体育运动场”[11],完全忽视了吕彦直的西方古典主义的求学经历和当时中国建筑师自我探索中国建筑民族形式的时代背景,并且仅仅将设计工作和建筑形式流于表面去分析是十分不深刻的。


参考文献

[1] 赖德霖. 民国礼制建筑与中山纪念[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2.

[2] 符英,杨豪中,刘煜. 中国近现代三次复古建筑思潮之比较研究[J]. 建筑科学,2007(1):98-102.

[3] 杨嵩林. 中国近代建筑复古之初探[J]. 华中建筑,1987(2):19-25.

[4] Cody Jeffrey W. Building in China: Henry K. Murphy's "Adaptive Architecture," 1914-1935. [M].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1.

[5] 赖德霖.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7.

[4] 郑晓笛.吕彦直:南京中山陵与广州中山纪念堂[J]. 建筑史论文集,2001,00:176-188,270.

[6] 李海清. 中国建筑现代转型[M].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4.

[7] 梁思成文集(三)[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5.

[8] 建筑文化考察组等. 辛亥革命纪念建筑[M]. 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 2011.

[9] 沈怡. 广州中山纪念堂碑落成[J]. 工程, 1932, 7(1): 41

[10] 林克明. 广州中山纪念堂[J]. 建筑学报,1982(3):33-41,83-84.

[11] 卢洁峰. 广州中山纪念堂[J]. 建筑创作,2008(9):162-169.

[12]李允鉌 .华夏意匠 中国古典建筑设计原理分析[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5.

[13] 董寯.我国公共建筑外观的检讨[J].公共工程专刊(第二集),1946: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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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编辑:李笑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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