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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革命团体光复会:功劳全被国民党抹掉,至今还是一笔糊涂账

国家人文历史 2021-04-06 12:11:12


本文为“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欢迎广大读者转载到朋友圈。

1912年1月14日凌晨,鸦默雀静的上海广慈医院内骤然传出几声枪响,光复会的实际领导人陶成章血溅当场。如今,这场暗杀已真相大白——幕后主使系同为革命党人的沪军都督陈其美,杀手之一则是他的义弟蒋志清(蒋介石)。蒋介石日记中对这次刺杀直言不讳:“余之除陶,乃出于为革命为本党之大义,由余一人自任其责,毫无求功、求知之义。”他认为陶成章破坏革命,害死徐锡麟,企图以光复会窃取同盟会的革命果实,死有余辜。实际上,陶成章遇刺只是影响最大的一案,在革命浪潮风起云涌,即将迎来光复的这几个月中,革命党同室操戈,血流成河,倒在“同志”枪口下的又何止一个陶成章。

 

陶成章

国民党的革命史观

 

陶成章遇刺25年后的1937年,蒋介石的启蒙老师毛思诚根据蒋介石生平著成《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他对刺陶案评述,光复会领袖陶成章破坏革命,残害同党,光复会的革命也不具备“正统”合法性。


光复会与兴中会、华兴会并称清末三大革命团体,何以唯独光复会的功绩被长期淡化与埋没?


三个组织虽然都是同盟会的加盟团体,不过孙中山的兴中会、黄兴的华兴会,彻底和同盟会这个革命大拼盘熔为一炉,唯光复会保持了自身独立性,期间陶成章、章太炎等人还发起过“倒孙风潮”,与同盟会孙派瓜葛颇深。民国成立后,光复会瓦解,同盟会则在几次转型后,以中国国民党的名义于1928年完成北伐,建立起全国政权,掌握了对历史的解释权。在国民党的革命史观中,唯有同盟会劳苦功高,其他各团体皆为配角,而曾与同盟会决裂的光复会的革命史更是不见天日。


关于国民党对辛亥革命史的涂抹和扭曲,可以举两个最简单粗暴的例子。其一,辛亥革命后,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园最高处的雕塑本为一尊自由女神像,但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后,将其敲掉,换成了一颗硕大的青天白日徽。其二,1981年,已经败守台湾三十余年国民党当局拍了一部讲述武昌起义的电影《辛亥双十》,影片中原本该举着铁血十八星的共进会成员,扛着的竟是青天白日旗在奋战。


明面上的东西尚能如此篡改,原本就错综复杂,各说各话的革命史就更不必说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国民党主导的革命史观中,光复会的功劳与作用要么被刻意淡化,要么干脆被并为同盟会的功绩,尤其是光复会员曾以个人名义加入同盟会,这个中是非就更成了一笔剪不断理还乱的糊涂账。


意识形态分歧

 

清末革命团体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互相之间有交集、有差异、有合并、有分离。典型如光复会,这个团体本身也是由东京和上海的爱国团体发展而来。1900年,留日学生中组织的“励志会”是留学界建立的首个组织,该团体主要是为对外,起初并无太多排满色彩,随着革命风潮掀起,会员中主张光复主义者越来越多。

 

1904年冬,光复会在上海成立,推举德高望重的蔡元培为会长,但实际上的负责人是副会长陶成章。发起人还有因“苏报案”身陷囹圄的章太炎,体制内的徐锡麟以及沈钧业、龚微生、陈子英等。根据陶成章的回忆,光复会创立的时间为1904年11月19日。从人员的成分上考察,不难看出光复会是一个以浙江籍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革命团体。

光复会领导人及在日本部分会员合影。前排左起:陶成章、陈魏、徐锡麟。后排左起:龚宝铨、陈志军


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后,光复会成员曾以个人名义加入同盟会,但它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独立组织,其架构、人事及宗旨皆自成一系。1907年前后,光复会成员在苏浙皖赣闽等省展开革命活动,反清起义打出的旗号并非同盟会,而是以光复会的名义发动。

 

光复会与同盟会之间的分合,以往研究多注重两派人的权力之争,这当然是很重要的原因。但除了日常争权夺利之外,两派的宗旨,政治目标以及意识形态之差异,也是导致日后分道扬镳的重要原因。

 

先来看光复会的誓词:“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


再看同盟会的誓词:“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乍一看区别不大,但逐句品读便会发现两者截然不同。同盟会誓词中前两句与光复会誓词大同小异,都是主张民族革命,但后面的“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则又融入了制度革命、社会革命的色彩。相对来看,光复会的目标比较单一,只要推翻清朝,就算达到目标,至于是恢复朱明王朝,还是建一个新的汉人王朝都可以接受,不要求制度革命。而同盟会不仅要推翻皇族统治,还要终结延续两千年的“秦制”,建立共和政体。光复会追求的目标是复国,而同盟会不仅要复国,还要建国。

 

秋瑾,近代民主革命志士,人称“鉴湖女侠”。她是光复会第一批牺牲的革命先驱,为辛亥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 ;同时她也是中国女权和女学思想的倡导者,为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


革命手段上,光复会袭承了暗杀团的模式,以清廷官员、皇族为目标实施暗杀。此外,也会联络会党、新军进行暴动,其中最为震撼的是发生于1907年的安庆起义。7月6日,安徽巡抚恩铭在安庆巡警学堂举行毕业典礼检阅学生时,被光复会骨干徐锡麟开枪射杀,随即率领学生军发动安庆起义。学生军攻占军械所,抵抗前来“围剿”的清军,双方激战4小时,起义军因寡不敌众终被镇压,徐锡麟等光复会志士被捕。审讯时,徐锡麟挥笔直书:“蓄志排满已十余年矣,今日始达目的。本拟杀恩铭后,再杀端方、铁良、良弼,为汉人复仇。”不久后即被清廷杀害。安庆起义失败后不久,光复会的另一名骨干,“鉴湖女侠”秋瑾也不幸被捕,于1907年7月15日凌晨就义于绍兴轩亭口,年仅32岁。

 

光复会血流成河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的枪声引起连锁反应,各省相继宣布独立。当革命浪潮风起云涌,清王朝摇摇欲坠之际,革命党人之间的冲突亦白热化。首先是定都之争,武昌起义后,光复会人主张建都武昌,而同盟会则主张建都上海。随着南京光复,同盟会人又主张建都南京,而光复会人仍主张建都武昌。


南北和谈期间,孙中山提出让袁世凯到南京就职的要求,而光复会人却支持袁世凯定都于北京。临时政府首脑候选人问题上,光复会也与同盟会针锋相对,同盟会主张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黄兴任大元帅,光复会明确支持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黎元洪为大元帅。这种分歧日益激烈,终于酿成同室操戈的流血事件。

 

1911年11月3日,中部同盟会领导人陈其美与光复会李燮和一同在沪发动起义,次日光复上海,但随之而来的沪军都督之争使同盟会与光复会的斗争明面化。起初,沪军都督的候选名单有三人,除了陈其美,商团领袖李英石和光复会领导人李燮和的名字也赫然在列,谁来坐这一把交椅,各方争执激烈,陈其美干脆在会场上让黄郛、刘福彪以手枪和手榴弹威胁,最终夺得沪军都督之位,但也导致同盟会与光复会关系进一步恶化,随后发生的陶骏保案标志着两个组织间已演变为你死我活的厮杀。

 

陶骏保


11月8日中午,即上海光复后的第四天,江苏镇江城门大开,陶骏保的学生林述庆(光复会人)率起义新军分三路,浩浩荡荡开进镇江城。城内,沿街全部挂起白旗,以示除旧布新,街上安民告示上墙;百姓们闻讯纷纷涌到大街上,燃放鞭炮,欢庆光复。没人能想到,这次光复竟会是酿成流血事件的导火索。


听闻镇江收复,江苏都督程德全向镇江军政分府发出的受其“节制”命令,林述庆对此不仅置之不理,还大骂程德全“衰朽无能”,并将程德全的命令撕得粉碎,自称镇江都督。自立后的林述庆邀请自己的老师陶骏保任镇江都督府总参谋。不久后,林述庆、陶骏保率镇军参与光复南京之役,于12月2日率先由太平门进入南京。由于镇军夺得先手,竟不许联军总司令部的警备队进入督署,林述庆更是自称江宁临时都督,光复会人这些举动很快引起徐绍桢、程德全等人忌恨,于是他们与陈其美谋划,准备诱杀陶骏保与林述庆。


陈其美,中国同盟会元老、青帮代表人物,于辛亥革命初期与黄兴同为孙中山的左右股肱。光复会会长蔡元培称其可与历代侠士齐名列传,并盛赞陈其美为“民国第一豪侠”。不过他也是刺杀光复会领袖陶成章的幕后主使者


计划的第一步是由陈其美出面邀请陶骏保到上海商议进军北京的问题。1911年12月11日,陶骏保来到上海,还与其兄陶逊畅谈自己的北伐计划,他怎么也没想到, 12月13日下午,当他到沪军都府准备商议大计时,就被陈其美一声令下,五花大绑起来。都督府大堂上,陈其美宣布了陶骏保“罪状”,指控其“在九镇进攻雨花台时,中途截留由沪运往械弹,以致九镇遭受极大牺牲,应处死刑”。当天下午5时,就在都督府大堂,陶骏保被郭汉章连射13枪,当场死亡。枪杀陶骏保后,陈其美还想杀林述庆,但林事先得到风声,侥幸逃脱。


陶骏保血迹未干,光复会与同盟会又因浙江都督之争闹得水火不容。与沪军都督一样,浙江都督之位起初也有三个候选人,即陈其美、章太炎和陶成章。对这把交椅志在必得的陈其美被光复会的章太炎将了一军。章太炎不仅主动谢绝了都督之位,还以陈其美志在北伐为借口,替他推辞,而后力荐陶成章即位。为挽回败局,陈其美也曾多方运作,奈何陶成章在江浙一带呼声过高,而光复会员也对陶唯命是从。陈其美无可奈何,只得使出自己的撒手锏——暗杀,从肉体上消灭对方。接着便出现了文章开头的一幕,这场惊天血案也使光复会堕入万劫不复之深渊。


瓦解与昙花一现

 

陶成章是光复会的实际领导人,他的突然死亡使得这个本身极其严密不易集中的团体迅速分崩离析。1912年2月12日,清帝颁布退位诏书后,光复会总司令李燮和发表了《致南北军界统一联合会电》,称“不欲于事平后造成军人之一阶级”,首倡解散军队。3月6日,李燮和致电孙中山、袁世凯及各省都督、各军司令,取消光复军北伐总司令部,随后撤销光复军。

 

进入民国,曾经的同盟会转型为中国国民党,于1928年建立全国政权,但处于政治核心的是黄埔系、CC系等新兴的政治势力,老同盟会人大多有名无权,长期被边缘化。至于光复会的骨干,则大多离开战场,走进书斋。

 

《蔡元培与光复会》,油画,章仁缘、尹骅、童雁汝南、李根绘,现藏于中国美术馆。这幅画的主要情节是表现陶成章(左三)引领秋瑾(左二)入会,与蔡元培(左五)会面时的场景


放下枪杆子,拿起笔杆子。这是许多光复会人晚年的写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从此不再关心政治。抗战胜利后,在“结束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呼声中,一批不甘寂寞的老光复会人政治热情重燃,决定重建光复会。1945年11月2日,这批老会员在重庆召开光复会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选出尹锐志为会长,周亚卫为副会长,总部暂设于重庆顺城街39号尹锐志家中。但此时重建的光复会早已不复昔日影响,几乎不为人知,终究只是昙花一现。毕竟在1912年清朝灭亡之时,光复会就已完成它的使命,退出历史舞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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